儒家思想的弊端(优美文案85句)
儒家思想的弊端
1、毫无疑问，儒家的思想对中国历史、世界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不然儒家思想也不会在历史上如此跌宕起伏，或被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或被打下九层地狱。从儒家的实际功能来说是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我们汉人的性格与价值取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伴随着宗教的式微、科学的兴盛，“解构本体论”乃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称之为“哲学思潮”，其实是吊诡的，犹如“被剜去了心脏的人”，因为哲学的核心恰恰是本体论(ontology)。所以，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宣告“哲学的终结”，而试图以“思”(Denken/Thinking)来取代；然而同样吊诡的是，这种非哲学的“思”却仍然被人们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不仅表明了哲学本身强烈的求生渴望，还暗示着整个人类观念系统实在无法割舍自己的心脏。笔者建构的“生活儒学”，也一直在回应这个问题，其主要看法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问题在于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本体论，以及怎样来建构这种本体论。
3、必须承认，这种区别于“存在者”的“存在”观念，是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derontologischeUnterschied)率先揭示出来的。按照海氏的说法，哲学长期遗忘了存在，即其所思考的不是“存在”，而是“存在者”；传统哲学缺乏“存在者何以可能”的意识。然而按照“奠基”的观念，如果说形而下的所有存在者都是由形而上的唯一存在者给出的，那么，这个形而上的存在者本身又是何以可能的?“存在者”是由“存在”给出的。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传统本体论为科学等奠基，而他的“基础存在论”为传统本体论奠基。(他的“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eOntologie)仍然使用的“ontology”，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倾向于使用“theoryofBeing”，以区别于传统的“ontology”。)所以，海德格尔所谓“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意思是由“思存在者”转向“思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思”。
4、德国启蒙思想家沃尔夫(1679—1754)在哈雷大学演讲“中国的实践哲学”，指出中国的“治国之术……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使儒学名声大噪。
5、礼义廉耻这些东西只会带来虚伪，一个人在礼仪文化枷锁下面不得不虚伪，因为礼义廉耻可以带来名利或者失去名利，这就是奴性，对于文化的奴性。所有人都做不到礼仪或者不愿意，但是又不敢公然反对礼仪，挣得礼仪之邦虚名的同时造就了全民虚伪。(儒家思想的弊端)。
6、孔子思想中最具普世价值、最广为人们宣扬的，在于“仁”的学说。他把西周以来专属于氏族贵族的“德”转化为一般人的秉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就承认了人人皆有“相近”的本性，这本性就是“仁”，即“爱人”，所谓“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是也。孔子由此而把“仁”的具体内容规定为“忠恕”(《论语·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博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等。这种普遍的爱人之美德，为人人所有。而且孔子还强调“为仁”要从自我的真情出发，而不是靠别人。(如《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甚至还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之类重视自我之独立自主性的言论。孔子的这些言辞有普世价值，甚至是永恒价值，所以人们今天仍多引用，不觉过时。但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言辞，就认为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达到了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水平呢？这就要联系孔子的其他更多的、更核心的言论来解读。
7、2014年9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宣布，将与中国孔子学院停止合作。
8、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而汉朝在汉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9、他说：实际上，在孔子那里，“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10、我们来看看论语中这段：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跟他说：君王做好自己的事，大臣做好自己的事，父亲做好自己的事，儿子做好自己的事。齐景公对：说得好，假如君王做不好分内事，大臣做不好分内事，父亲当不好父亲，儿子做不好儿子，即使还有食物，我又哪里有心思吃得下。论语中孔子想表达的是众人各司其职，各谋其政，社会分工虽不同，但只要人人都做好了自己的事情，那么整个组织才能和谐共生。而后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言论也只是提出了五伦的道德规范，董仲舒之流，为了服务皇权统治，加上自己学问不精，罢黜百家，独尊他自己制定的新儒家，可谓害人不浅。何谓“阳尊阴卑”？易经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在上为“尊”，地在下为“卑”，天在上，地在下，乾坤由此排列成行。三纲五常发展到后来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多么的迂腐！
11、从而儒家文化接受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了一个没有生命的心灵，接受了一个没有缘由的秩序和没有上帝的宇宙。
12、 儒教乃是三皇五帝以来主导中国社会之道统，迨至春秋战国之际，周文疲敝，王官失所，道术分裂，百家争鸣，诸侯攻伐，儒教因而失去了王官学之地位，退而与诸子并列，作为圣王道统的继承者与守护者，儒家由此而生。及秦亡汉兴，汉孝武帝采纳董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以孔子六经为准选拔官员，儒家重回王官学，恢复儒教地位。而儒学，便是专门阐述儒教义理及其实践应用的学问体系。故而与儒教并列的当是，耶教、伊教、佛教；与儒家并列的则是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而与儒学相并列的佛学、道学、神学、科学等。中国政治自三皇五帝以来即是政教合然至清末民初，面对西学冲击，列强威胁，国若累卵之际，为了救亡图存故师夷长技，眼见儒教因与政治分离而面临魂不附体无家可归，有康南海、陈重远等儒门前贤，致力于重建儒教组织，力图使得儒教虽然离开政治，也能如佛道耶一般自成体系，独立生存，继续守护圣王道统，维护华夏礼乐，如此则退可传道授业安顿儒者性命，一如既往的过着儒家生活方式，进可复为王官学，使一国民众皆过上儒家之生活。惜乎其功未成，随之便是接踵而至的各种苦难。而今面对党国形态下的新政治格局，儒者们只能散落于社会各界，游离于主流社会边缘，要么孤老终生，要么自娱自乐，虽有扭转乾坤之力，却无从发出。一如而今之港台新儒家，政治上早已拱手让给西方民主，心性上又受佛老耶围堵，退为书斋学者，于国计民生实难有为焉。故而今所言之儒教正是为愿意过儒家生活的大众提供一个价值标准与精神家园。在此基础上，当有志士仁人脱颖而出，组成儒党，以系统组织的党派形式，在今天党国政治模式下的中国乃至世界格局下，面对各种国族天下问题，提出儒家的解决方案，以供执政参鉴。
13、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荀况(前313～前238)《荀子・儒效第八》有云：“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14、庄子对于儒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一个学派针对另一个学派的质疑与反驳。
15、不得不说韩非子商鞅对儒家大湿的总结非常正确
16、 对于荀子的讲法，有人会质疑：前面的跨度比较好理解，但知和义之间的跨度，会觉得有点过大。对此我作一个简单的回应。就人和禽兽的本能来看，没什么差别，从“食色性也”的角度看，人有动物的属性。但把人看成动物的一种，不够全面，因为一种新现象的出现不能归约到原来。下面是上面的基础，上面是下面的超越，超越和基础有关，但不能从基础来理解超越。孟子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非常少的反而成为“大体”，非常多的反而成为“小体”。非常多就是人的生物性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但有趣的是，百分之零点一是充分体现人之价值的因素，他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有关系，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能够转化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但当人有了心、性以后，就不能把人归约成动物。而人最丰富的内容恰是那最薄弱的力量。“几希”就好像是一阳来复，力量非常薄弱，但却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基础，否则就“不是人”了。“不是人”当然是价值判断，但后面有深刻的理由。这里面可以看出最低的要求和最高的体现，最低的要求是只要是人就绝对有，最高的体现是任何人都不能充分证成的，连圣人也有遗憾。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但着实来说，甚至连尧舜也不能真正做完人。
17、让个人不见了，而把所有的价值只有依附于一个家族、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上才能建立自己的归属感。这种集体主义所产生的毒素，一直影响到现在。(补充一下法西斯的定义：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
18、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已一去不复返的“周礼”所代表的时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19、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20、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程颢的话：“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里涉及的就是前面谈到的“一”与“多”的关系，即理学家所谓“理一分殊”，亦即“一理”与“万殊”“万事”“万物”的关系。程颐说，“(张载)《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朱熹也说，“《西铭》言理一分殊”。朱熹进而还说：“伊川(程颐)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一实万分，万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处。”“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例如《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简言之，“理一”即那个形而上的唯一绝对的存在者，而“分殊”即所有形而下的众多相对的存在者。
21、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
22、没有对人本质深刻认识。当第一块石头放错的时候，所有累计上的石头都不会正确。没有永恒的，终极的，没有上帝，没有真理，人在这没有第一存在(或第一推动力)的参照下，人类明显是个孤儿。在宇宙是找不到自己的坐标，靠臆想中展开一系列天马行空式的思考，将注定走向一条不归路。
23、 另外我要进一步论证的是，儒家的伦理是一种对话的伦理，是一种体现对话精神的伦理。一般讲的对话，是苏格拉底的对话。但从儒家来看，那还不是对话。因为苏格拉底作为老师，已经预设了他对真理有了非常真切的理解。他能够用一种方式指出世俗之见的谬误，一步一步地指出学生所拥有的观点不精确，离开真理和本质甚远。这样，它就是绝对的精英主义。就像斯特劳斯指出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达到那样的水平。这种“对话”有很深刻的寓意，西方哲学都是这条思路。比较而言，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有缺失，没有那么严格意义上的思辨的过程，一步一步，一点都不放过的执着。
24、 余尝因实践老实大量，遇到瓶颈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遂深入研习古代私塾教育文献，在参阅了诸多文章后，发现古代私塾虽因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实践方法各有不同，然在这诸多不同背后却有共同的原则贯穿千年，吾人名之曰塾教五原则。一曰因材施教；二曰循序渐进；三曰目标管理；四曰读解并行；五曰经史合参。因材施教即不同性别、年龄、生命气质、学习能力之学生，学习之进度与侧重点当各有不同；循序渐进即在教学过程中基本遵循先蒙学、小学，再大学之顺序，蒙学只要认字与了解常识典故，小学则重在《孝经》《四书》之背解与日常礼节、生活能力之养成，如洒、扫、应、对、进、退、孝亲、敬长、隆师、亲友。大学则重在六经研习，基本遵循诗、书、礼、乐、易、春秋之顺序。目标管理即鉴于人天性本善之信念，一般会在安排学习任务与检查完成时特别注重，而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学生之状态适当忽略，一如古代科举从来不必计较考生来自哪里，老师为谁，读的什么书，用的什么方法，在哪所学堂，只是出题考核，合格则用，不合格下次再考即可。读解并行即读经解经从来一体，边读边解，边解边读，不会刻意的追求先集中背诵数十万字后到了书院再去理解。经史合参，即通过讲故事或研读正史，用历史中具体的人和事来帮助学生理解经典教义，使得学生对经典有更深刻之体会，亦可积累些许人事经验。
25、当代儒学能否真正复兴，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者对于当今家国天下的问题能否提出切实可行的儒家方案；二者面对延续百年的儒学危机能否恢复学统与道统的传承。前者是后者的希望，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故本部分主要针对第二方面提出吾人之思考，盖有真儒然后才有儒家方案，才有儒教解释系统的重新确立。面对当今社会之少儿与成人，笔者在近数十年来儒门同仁不懈努力取得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的提出继续全面深化的方案。第继续推进以蒙学经史替代中小学之语文课本，并效法清华大学，在高等院校推进经学院建设；第推进民间私塾书院教学理念实践之儒化，使得民间私塾书院成为养成儒家新生力量的基地，成为培养士君子的摇篮；第以教育咨询公司之名义参照国内心理诊所之模式，逐渐恢复儒家文化对于成人在工作、生活、学习以及价值实现与终极归宿方面的指引作用，成为接引愿过儒家生活人士的桥梁；第在城镇、乡村设立社区道德讲堂，由儒生主持，定期开展以子女教育、伦常关系处理、家风建设为主题的讲座，实实在在解决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兴趣班的方式开展体制学生业余读经讲经课程，以及成人读书会。以上四条，要持续开展并取得成效，最终还是取决于是否有很多儒生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民间私塾书院的儒化与良性运作，首当其冲。故本文于此着力甚多。在此前提下，四方面方可相辅相成，共同推动风俗之更化与儒教之复兴。
26、海德格尔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存在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规定性之外”，那么，存在当然也是先行于此在(Dasien)的，因为“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另一方面，探索存在却必须通过此在这种特殊存在者，即唯有“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如果这仅仅是在区分“存在概念的普遍性”和我们“探索”“领会”“解释”存在概念的“特殊性”，那还谈不上自相矛盾；但当他说“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那就是十足的自相矛盾了，因为此时存在已不再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了。
27、董仲舒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按照他自己的“阳尊阴卑”利润，制定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并因此作为其新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28、第三：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29、要振兴中华文化，走文化现代化的道路，除了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精神之外，还要继承和发扬其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孔子的思想根本不注重对自然物的认识，而只“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他不像“别家”那样“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68页，1944)。孔子思想重在讲成“人”之道，实即养成为贵贱等级制中的统治者服务之人，不重成“一家言”，因而也不重科学。我在《〈论语〉与〈老子〉的一点比较》一文(《人民日报》，20050527)中已经讲述了这一点，兹不赘述。梁启超说：“国人……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7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这种不重自然科学的传统，实源于孔儒，更早则源于西周的“学在官府”，学术、文化为贵族统治者所垄断，有了权也就有了知识学问，而其所讲的知识学问也皆“政教典章”之学，旨在号令时人，毫无对自然之认识，更无一家之言。梁启超说：“学问非一派可尽……万不可求思想之统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同上，182页)今之为学者，若仍蹈两千年之旧辙，冀以复兴儒学走思想一元化道路，来振兴中华文化，必将南辕而北辙也。
30、儒家思想在当代还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受假儒，腐儒的影响，导致对儒家有很深的误解，所以我们今人学习传统文化，要善于甄别，勤加思考，不盲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1、 按照盘山先生之儒门判教，孔门教法，有心性与政治二途，在圣王处则浑然合在后儒则各有侧重。心性儒学承曾子子思，宗《四书》《易传》，旨在解决人克除习性恢复天理的问题，宋明诸儒集其大成，而政治儒学重则在依据天理解决人间制度安排的问题，宗《书经》《春秋经》，汉唐诸儒集其大成。心性儒学以现实生命违背天理流于习性为最大的焦虑，故念念在于克己复礼，存心养性，所谓内圣之学是也。政治儒学以秩序混乱导致的苍生疾苦作为最大的焦虑，故致力于依据天道建构合理的人间秩序，所谓外王之学是也。心性儒学解决个人生命安顿与终极归宿问题，故致力于尽伦，政治儒学解决社会秩序合乎天理以使万类各得其所的问题，故致力于尽制。心性儒学通过尽心而知性知天，实现天人合政治儒学通过依据天理确立人间秩序，以实现天命流行各正性命。心性儒学认为格致诚正是圣贤君子的成德基础，政治儒学认为良好的社会制度是圣贤君子行道的前提。心性儒学于个人则戒慎恐惧，于政治则格君心之非，政治儒学于个人则恪守礼法，于政治则创制立法。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皆天道所开之二门，虽有不同，却俱本于天道。前者在于回归天道，后者在于实现天道。心性儒学是政治儒学保持纯正不入歧途的标准，政治儒学是心性儒学长生久视的保障。心性儒学长于守成，政治儒学长于开创。有心性儒学，则政治儒学不会偏离圣王之道，有政治儒学，则心性儒学庶几免于一己喜好。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数千年来并行不悖，各有所长，各有其用，不可替代，唯不同世代侧重不同而已。当今之世，正当以政治儒学为主，心性儒学为辅，面对家国天下三千年未有之困境，提出儒家之解决方案，再现儒学之生机活力，唯如此方可救儒学于将溺，济生民社稷于既危。
32、中国的一切美好词汇全部停留在纸片上。现实是篡权、杀父弑兄夺位、吃人、厚黑权谋、尔虞我诈、斩草除根……什么仁义道德、礼义廉耻都是虚伪的空话。
33、半个多世纪以后，对于孔子及其学说，黑格尔(1770～1831)却投以鄙薄的态度。儒家经典《论语》从内容上看，孔子要求臣对君、子对父以及兄弟之间尽义务，黑格尔认为：“这种义务的实际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从表达形式上看，《论语》充满警句箴言，“毫无出色之点”。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34、弃旧从新，日日精精，不断追求人生真、善、美。
35、帝王们真的相信这些所谓的“天人感应”吗？这其实并不重要。他们恰恰在利用这个机会安抚百姓。既表明了自己会听从上天的安排进行整改，也防止了因灾疫产生的国家动荡。董仲舒在这样的环境下又把“天人感应”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就是要让这种思维在民众的脑里根深蒂固。
36、从来没有形而上的深度探索。而支持神学的理性哲学“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是谁？”这一经典命题从古至今中国思想界仍旧没有展开和弥漫开来，包括现在7宋庄貌似先锋的艺术家们。
37、在政治伦理方面，儒家所倡导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即天下”、“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儒者最高的追求就是与君共治天下。儒家原本只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中的一家，历经2000多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儒家独大，尊礼而贬道的儒家思想最后发展的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在道上。
38、这种自以为是夜郎自大的实质是：人能够全局客观地地把握一种东西，必须超越它。自诩是神的人超越不了社会、自然，所以，也改造不了社会与自然！篡夺上帝的位置，就是与上帝(真理)为敌！
39、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把儒家思想放到世界文化之中才是表明我们表达民族自信心的最好方式。
40、人之初，性本善，这种低级而简单思维的指导下，儒家对人的本质进行浅尝辄止的探讨后就不再继续深入拓展，就匆忙设定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提出“仁义礼智信”“君君臣臣……”等等一套家常伦理品德，只能是是伪伦理道德。
41、 目前秉承季谦先生读经理论的诸多私塾，因为港台新儒家致力于中西汇通之缘故，开设课程甚是驳杂，涉及儒释道耶科，并认为所有人类文化皆自人性而出，只是人类理性之不同展现，故当本于人性而汇通之，以达到中西合璧之功。此言虽是不差，然儒释道耶科对于道体的体悟却有高低偏全之分，见性、未见性之别，故其入门进路与追求目标亦大异其趣，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各不相同。且以理性而贯穿各大教，正是西方哲学路数，于中学甚至耶教不过是按图索骥，皮毛之学罢了，绝难知其精神。而对于初学者而言，各大教皆各成体系，自圆其说，相互之间且多有抵牾，常使学者无所适从，甚至流于避难就易放浪形骸，更有甚者价值标准常常跳跃各教之间，变成了唯利是从。正如一个异乡人，新到一个地方，面前有五条大道，到底该走哪一条，其迷茫彷徨可想而知。而每个人的最高信仰与价值体系只能有一个，正如神父不可能是和尚，和尚不可能是道士，道士又不可能是儒者。学问贵博，道德贵醇，故于初学者当摒斥外教，确立儒教本位，依着《三字经》之为学次第，先小学后大学，先四书后五经，把释道耶科包括英语诸科，全部后置，俱列于子学部。待学者经史学问大本已立，儒教信仰已成，于圣道多有体证，而后以圣贤经教义理为标准旁及百家，择善而从，方为正道。所以“纯读经”在读经内容上并不纯，教学内容之驳杂无序五教兼顾，仅是在教学方法上唯包本录像罢了。
42、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孔子在47岁时退隐，但并没有著书立说，而是“述而不作”。他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研究梳理编撰了《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中国上古和中古时期口耳相传和文献记载下来的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43、到了汉代，董仲舒将以前的概念模糊的儒家变花样的炒出“天人合一”的这种人神不分的奇怪理论，从而将上帝的权力剥夺后赋予那些帝王，帝王也成了半人半神的怪物，政权也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44、何为儒？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文人，被称之为是“儒”。就字体结构而言，“儒”字,左“人”右“需”，意即“人之所需”，指人的需要；“儒”古同“懦”，而“懦”字，左“心”右“需”，意即“心之所需”，也就是柔弱如水的意思。
45、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46、尽管众所周知，“本体论”这个术语直到1613年才由德国哲学家戈科列尼乌斯(RudolphusGoclenius)首次使用；但是，作为哲学理论事实的本体论，却是与整个哲学史相始终的，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米利都学派(MiletusSchool)的泰勒斯(Thales)关于万物的“本原”(Arche旧译“始基”)的探讨，在中国可以追溯到老子和孔子之前即已存在的关于“天”或“道”的探讨。
47、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资源衰竭、生态恶化、食品危机、医疗危机和没法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可以在老子“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之中找到应对的方法，中国文化对西方人有没有吸引力？！答案是肯定的！
48、第西方文化最大的短板在哪里？哲学本体论迷失，缺乏源头处智慧；西方文化的优势在哪里？思维逻辑。中国文化最大的优点在哪里？拥有宇宙万物本原和生命本原方面的哲学本体论智慧，即源头处智慧；中国文化最大的短板在哪里？缺乏思维逻辑。中西文化自然就有融合的基础。而中国最高思想成就的代表是伏羲、是老子、是庄子，而非孔子。
49、 在21世纪思考何为人的问题，是以前的哲学家所无法想象的，而儒家对生命世界的充分肯定，更特别有其深刻的含义。举例来说，只有在我们生活的世纪，人类第一次可以用自己的肉眼看到了地球的全貌，动物、植物、矿物、水源乃至土壤、空气都在我们的视域之中，这是1968年航天员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因此今天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思想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在黑格尔的时代是不可理解的，即使他的哲学确实是世界性的哲学。维特根斯坦说：死不是生活里的一件事情：人是没有经历过死的。同样，要是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也就不能了解世界的意义，这是60年代之前的哲学无法理解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
50、客观地说，汉武帝所行的儒家之举并非纯正意义的儒家治国，也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不过，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实现纯儒家治国是不太现实的事。虽然汉文帝和窦太后所信奉的黄老之说很大程度影响了汉初的社会，但是百家之言仍然有不少人在拥护。也就是说，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思想纲领。他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需要用儒家思想中的“礼、德”来教化民俗，也需要用法家的刑罚来制约民众。因此，无论汉武帝多么“曲解”正宗的儒家理念，他都用这种方法将民众的思想统为所人有制订了一个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这不但为他后来大展鸿图提供了基础，也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51、(5)见《荀子》之《正名》、《儒效》与《臣道》。
52、这种僭越思维的“天人合一”概念被儒家奉为最高境界，在其影响下的统治者们真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盲目乐观地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简单粗暴，亵渎和肆无忌惮！一方面把恐惧暴力深植入臣民的心里，一方面也把奴性和斯德哥尔摩症也根植在了这国族自己的基因骨头里，一直到现在。
53、2012年5月，美国审查孔子学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此举引发舆论热议。
54、日本，许多企业把儒家思想视为“圣经”，管理艺术中注重忠诚，注重修养，注重“和为贵”，正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55、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56、中国历代皇权更替时，都或多或少的对儒学进行修改，比较重大的修改有两次，一是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国学根本，杜绝其它思想体系，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在具体实施上，董仲舒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有利于皇权统治的部分提取出来，与儒学相结合，发展成了新儒家思想。二是宋代朱熹作理学，朱程理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在元、明、清三代，理学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成为了百姓的心理支柱和精神寄托。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很多义理已经脱离了本意。
57、这种伪伦理必定产生“等级”“忠孝”等等违背真正伦理的礼制机制体制来。这种脱离了人本性的儒家伦理道德一直占据了中国历代道德制高点。这种伪伦理逻辑不看自己光看别人的方式特别容易迷失自我的独立性，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角色的依附性，社会化的角色人就成为了个人的唯一归属。
58、国家是个大社会，社会是个大家庭，家庭由千千万万的个人组成。
59、(2)王夫之：《老子衍自序》《船山全书》，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19第15页。
60、黑格尔又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臣民都被看作还处在幼稚的状态”。“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依赖的，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上天。”
61、另一方面，在这种儒家理论洗脑下的底层人民则另一种僭越:从高贵自由的人自甘堕落成为下等的只求温饱的猪和奴隶，这也是一种僭越。
62、加强了阶层流动，为底层人士进入上流社会，保留了合法渠道，
63、大家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旧学”是儒学，所以很显然，所谓“复兴旧学”就是复兴儒学。于是“有人认为儒学是救国的唯一良方，中国文化的复兴乃至世界文化的复兴都要靠儒学”。丁伟志在谈话中明确反对复兴儒学，认为“这种见解显然是与文化现代化的潮流，与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儒学里没有政治上的民主观念，没有经济上的发展生产的内容”。他主张“最为急迫的应该是恢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
64、 关于私塾解经，有两点需特别注意，一者须随读随解，无论蒙学还是经学，都要在保留经文本意的前提下，用受教者易知易行的语言讲解，使其一边读背，一边即有适当的理解，以当下受到圣贤经典之启发影响，安顿身心性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二者在经学阶段，须经注并读，若只是随便翻阅几家注解，看一看抄一抄，然后找到一个自己有好感的为标准，这样受教者很难把握到圣贤言语之真意，极其容易陷入自以为是之境地，借圣贤言语以逞己之私意，终究与圣经贤教毫无关系。其实每一句经典都有其特定含义，倘若对经典一无所知，解释越多，反倒越容易混乱，故初学者当选定一个权威注解为标准，待根基牢固，再旁及其他，未为晚也。尤其清末民初以后的经典解释，或重文字考据，或以西解中，都不适合正确理解经典本意。在此吾人主张以汉儒经注为主，宋儒为辅，清儒注疏仅供参考可也。因为汉儒注经，以训诂为主，只为申明圣贤本意，且受两千年来历史之公认，至于宋儒、清儒之解经系统，都由特定时代特定问题而发，且其根基仍是汉儒解经系统，故欲以儒学解决当代社会之问题，依然需要重新回归汉儒解经系统。如是有了对于经典章句本意之正确理解，然后则可以在此基础上发明创造，应对新的时代问题。
65、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叫作“文化复兴”。我弄不懂复兴的含义，不知要复兴什么，复到何时。
66、科举制度始于隋唐止于清朝，为封建王朝的人才建设、选拔，提供了制度保障。
67、说到底，文人很容易就掌握话语权，他们互相吹捧，神话自己和同类，使自己有社会地位，于是就成了大师，
68、“儒”的职称总是在不断地扩散和贬值。按照东汉许慎在其字典《说文解字》之中对“儒”的解释，表明儒的规格已经降低了。
69、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学成就华夏文明，以科学为核心的西学成就了西方现代文明，两个独立的文明体系该如何取长补短，对国人而言，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沈寿康先生提出的中体西用说。此说至今仍被许多国人包括港台新儒家奉为圭臬，并终身致力于以西解中，中西对比，而名曰中西汇通，并以实现西方的民主制度为政治追求。中体西用一词，为何后来又会发展成为西体西用，直接导致圣教沦亡以夷变夏呢？体、用本是佛教之词，熊十力先生曾作一喻以明两者关系，即海水与海浪，海水为体，海浪为用，有海水必有海浪，有海浪必有海水，故言体用不此乃天理人性之必然。前已提到，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如科学、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必定要以西方文化制度为基础。而在中体西用的表述下，中西其实为平等关系。中体开中用，西体开西用，而今却并列二者，只会有三种结果，要么中西对立，要么有中无西，要么有西无中。在当时亡国亡种的大背景下，救亡图存是第一要务，于是西学地位直线上升，中学的地位不断下降。西学的地位持续提升，最终导致科举废除，蒙学废除，经学废除，西用渐渐吞噬中体，整个社会陷入一片崇洋之风。由于中体的衰微，所导致的基于儒教伦理的整个社会秩序亦开始动摇。既然中体西用论有问题，到底该如何才是正确？作为洋务派思想家的冯桂芬先生早先提出的的中主西辅论，既确立了两者的主从关系，又避免了相互间的吞噬，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枝蔓，在今日依然可作为面对西方文化的主导思想。
70、 儒家和其它传统在这里有歧异。佛教是释迦牟尼所开辟的一个新的天地，耶稣基督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穆罕默德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们的新天地是史无前例的。孔子也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但这个新的天地包括一大批传统人物，像尧舜禹汤文武。他认为自己还达不到这些人物的德业，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翻译者，一个中介。儒家入世的特性使得儒家伦理必须扣紧生活世界，这是很独特的。不过要注意，儒家伦理并不是世俗人文主义的产物。其实，孔子忠于传统的精神发挥了比无中生有更大的创造力。
71、我们来看看儒家关于中庸的阐述，中庸的最核心理论其实是这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何为“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自然之道，在乎中和，不偏不倚谓之中和，举个例子，对应在为人处世上就是既不骄傲自满，也不妄自菲薄；既不惹是生非，也不唯唯诺诺；既不欺善，也不怕恶；既不张狂，也不甘平庸……要达到中和，非要经历一番历练不可，以中和之道立身处事，方能排除万难，克服挫折，从而超越生活，从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从而七情六欲皆发而中节。后人将中和之道理解成了导致平庸、导致懦弱，是理解上的错误。
72、孔子虽然属于老子的亲传弟子，但却并不是能够传承老子思想的人。一方面他主要的诉求在仕途，在政治，而非人文，人文诉求是在政治诉求达不到时的第二选择，而且孔子“述而不作”，他整理出版的古代经典全部都受到其尊礼思想的影响甚至直接篡改；另一方面，从少正卯被孔子诛杀一事可以看出，孔子并没有真正领略到老子的思想精髓，而且心胸、格局和自信心都不够，不是老子所说的知道、知天、知地和了解自然力，可称其为“大”的人。
73、2011年12月7日，《中华读书报》第7版刊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丁伟志先生的一篇题为《复兴儒学的老路是走不通的》的文章。他明确指出：“近代历史上不断出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现在的‘国学热’中也有一股潮流，将新文化运动定性为绝对的‘反传统’，认为打断了割裂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所以现在才要继往续绝，复兴旧学。对于这样的构思，实在不敢苟同。”丁伟志的这段话让我豁然开朗，原来所谓“复兴”就是要复兴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旧学，重走旧学的老路。大家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旧学”是儒学，所以很显然，所谓“复兴旧学”就是复兴儒学。于是“有人认为儒学是救国的唯一良方，中国文化的复兴乃至世界文化的复兴都要靠儒学”。丁伟志在谈话中明确反对复兴儒学，认为“这种见解显然是与文化现代化的潮流，与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儒学里没有政治上的民主观念，没有经济上的发展生产的内容”。他主张“最为急迫的应该是恢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非常重要的启蒙运动”。丁伟志的观点让我欣然有吾道不孤之感。
74、可以说，法国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受到了儒学的影响。
75、人文底线。中国成为无理念社会，金钱成为万能通行证。
76、“亚洲四小龙”以韩国为例：韩国权威教育机构“成均馆”馆长崔昌圭说：“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韩国有将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韩国强调的“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正是儒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思想的体现。韩国甚至直接用儒家“五典”维持企业成员之间的和谐。“重教尚贤”的人才观念也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理念。
77、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探讨儒之起源的是西汉后期的律历学家刘歆(xīn，前53—23))，依据的是《周礼・大宰》说：“……四曰儒，以道得民……”，认为儒作为王官的职能——“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78、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79、汉武帝独尊儒术成就了儒生可以大量的登上历史舞台，他知道自己的策略并非纯儒家治国，所以儒生的局限性并没有完全地体现出来。后来的汉昭帝、汉宣帝也是继承汉武帝的做法，特别是汉宣帝，他对这种局限性看得非常清楚。不过，当汉宣帝驾崩汉元帝即位后，刘奭便开始大量启用儒生，而且更倾向于儒家治国。到王凤家族开始专权后，又出现了一个人，他就是王莽，一个狂热的复古儒生。
80、少正卯(？～前496)是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官至少正，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丘一样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的课堂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只有颜回没有去。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丘在55岁的时候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以仁义治天下的孔子开因为学术之争而杀戮异己之先河。
81、法律底线。最大的法律是领导人的看法，法律就失去基本功能与制度含义。道德底线。社会已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寡廉鲜耻甚至成为社会时尚。
82、儒家思想自先秦时代开始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并且在后世经过了长久且深远的发展，所以关于儒家思想主张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肯定有着不同的答案。对于现在来讲，我们通常认为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为正统儒家思想，所以儒家思想主张什么可以参考先秦孔子时期。
83、 儒家思想主张：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主张主要分为三大方面：思想品德、行为规范以及艺术修养。尽管这些思想存在于周朝，但是遵从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所以这些被全盘继承，成为了正统儒家思想的主张。
84、而庄子对于儒学的批判也是建立在道家的基础之上而谈论的，所以并没有对错之分，应该理性的看待这种学术上的分歧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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